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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牟岱：“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中新社沈阳12月21日电 题：“查海巨龙”何以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专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
作者 孟令卓
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出土的石堆“查海龙”等文物轰动国内外考古学界，奠定了北方辽河流域溯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基石。中华民族龙图腾的精神标识与“查海文化”有何历史渊源？尘封近半个世纪的“查海遗址”为何亟待启动？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牟岱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怎样理解“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可能？
牟岱：1986年开始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聚落遗址，遗址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主遗址现存面积12500余平方米。除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还包括“他尺西沟遗址”“程家梁遗址”和“贾家沟遗址”等多处文化遗址，构成了独立的类型文化。考古发现表明，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世界第一玉”、石雕神人面像等遗物，展示了特征鲜明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文明水准。
贾家沟遗址地表陶片。受访者供图近几年来，国内很多地方发现了距今万年至八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但大都晚于“查海遗址”而发现，且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远不及“查海遗址”，无法替代“查海遗址”目前在全国乃至东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万年文化史地位。到目前为止，“查海遗址”是辽宁省和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悠久、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并且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标志(龙符号和玉文化)。考古证明，距今约10000-7000年历史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为佐证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提供了可能。
程家梁遗址处散落碎陶片。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我们说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您如何看待“查海遗址”出土的巨龙是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精神标识？
牟岱：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象征，它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古代文明的孕育发展紧密相关。目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等地都发现了中华民族史前龙崇拜的遗迹或遗物，已经发掘了一些具有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标志性象征的各种大型巨龙。这些巨龙主要用于华夏古代先民宗教崇拜和祭祀等，其中包括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查海村的“查海遗址”(大体相当于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10000-7000年，但不同于兴隆洼文化)发掘出用石块堆成的“查海龙”，查海石堆龙全长19.7米，龙身宽1.8-2米，头部宽5米；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龙虎贝壳摆塑龙(仰韶文化时期距今6500-6000年)，贝壳龙长1.78米，高0.67米；湖北省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的“焦墩遗址”(距今6000-5000年)发掘的鹅卵石摆塑“焦墩龙”，鹅卵石摆塑龙全长7米，躯干长4.46米，高2.26米。
其中，辽宁阜新的查海石堆塑龙是中国辽河流域文明中出现的巨龙，可称为辽河第一龙；河南省濮阳的贝壳摆塑龙是黄河流域发掘的巨龙，堪称黄河第一龙；湖北省黄梅县的焦墩鹅卵石摆塑龙是长江流域发掘的巨龙，被誉为长江第一龙。在这些已知的巨龙形象中，尤以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查海龙”形象年代最早、体型最大，距今约10000到7000年。
所以，“查海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巨龙形象，被誉为“中华第一龙”。“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地区也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能够佐证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龙文化的最早发源地。因此，“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目前中国最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历史文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除发现“查海龙”外，还发现两块陶器上浮雕带有鳞片的龙，这比先前发现红山文化(6000年左右)的玉猪龙还早近2000-3000年，是更原始龙的雏形，堪称“华夏第一龙”。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龙”证明龙崇拜起源于母系时代，到了父系时代，龙的功能经历了从农业氏族社会的保护神到部落联盟的保护神的转化过程。为此，他为辽宁“查海遗址”文化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也表明中华民族以龙为独特民族信仰的历史至少具有约10000到7000年。
阜新查海遗址。受访者供图中新社记者：在辽河流域溯源中华文明中，我们常听到红山文化，“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怎样充分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其与“红山文化”的渊源体现在哪里？
牟岱：以往，通常的说法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浙江杭州“良渚遗址”印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辽宁省朝阳市“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时期)的发现，将中华文明提前了1000年；而“查海遗址”的发现，则把中华文明的探源在红山文化基础上又提前了2000-3000年。在内容上“查海遗址”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点，尤其是从“查海遗址”中发现最能代表中华文明民族特点的龙(石堆龙和龙纹陶片)、玉器、村落、最早的基础文字(陶器上“之”字纹)、以龙为首的原始宗教等。这些为研究中华民族史前文明和文化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是属于中华文明万年至七千年历史的根脉研究。早在1985年，苏秉琦先生就认为，“查海遗址”出土遗物证明“查海遗址”文化应当是红山文化主源之一和前身。
中新社记者：“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亟待发掘和深入研究的意义何在？
牟岱：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这为文化强国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
“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是距今约有10000-7000年历史、亟需不断深化研究的中华文明源头文化之一。发掘研究开发“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探究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有利于从中国北方地区填补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根源研究工作的空白；有助于实证中华万年文化史；更有助于夯实研究文化自信建设工作的基础。启动“查海遗址”类型文化发掘研究工作，并将其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部分，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对守护精神家园、讲好中国故事等都有深远影响。
辽宁省博物馆，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古代文物石锄。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您对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研究有哪些建议？
牟岱：其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重启“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发掘工作，可以结合辽宁地区的中华文明资源实际，设立“查海遗址”类型文化考古专项。
其二，建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基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查海遗址”类型文化有利于增强全球华夏子孙的民族自豪感。以“查海遗址”这样具有“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的类似遗址文化为基础，建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精神家园基地和博物馆，打造全球华人寄托民族信仰、民族情怀的考古文化名胜，供全世界华人归乡省祖，形成全球化的民族精神信仰共识和民族凝聚力。
其三，加强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宣传，增强文化自信的文明历史要素。
建议对“查海遗址”类型文化中的“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村”“世界第一玉”等能够充分说明中华文明万年文化起源的实物证据进行大力宣传，讲清楚类似“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的中华文明灿烂成就，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其四，加大对现存“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的保护和投入。
从保护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重视现已发现和发掘的“查海遗址”类型文化群各个遗址的保护，打破文物保护级别的限制；从展示和宣传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投入更多维护成本和资源，保存好现有遗址。此外，制定包括前红山和红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发掘和保护计划，将其置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总体指导下，进行科学发掘和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牟岱，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入选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四个一批”人才，全国首批文化名家。
博士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出版学术专著4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1部。主要研究领域：哲学和文化、东北亚国际政治、智库研究等。研究成果被国家批示采用50余项，被省部级批示70余项。
中新社70年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怎样“炼”成的？****** 2017年，我曾在由海外华媒人参与的“我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征文活动后结集出版的《家园》一书的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家的路途是最美的诗行。 我们定期聚首：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青岛、贵阳、福州……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如期而至。 论坛是我们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奔波再远也要赶赴的盛会，是忙碌纷扰中不曾忘记的约定，是新朋故友欢笑畅叙的节日，是故乡的一声召唤和心中的一份企盼。” “家园”，是多年来海外华媒人对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昵称”，也是我多年来同华媒人交往相处而触摸到的他们的共同心声。 由中新社发起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先后在南京(2001)、 长沙(2003)、武汉(2005)、成都(2007)、上海(2009)、重庆(2011)、青岛(2013)、贵阳(2015)、福州(2017)、石家庄(2019)连续成功举办十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看望出席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代表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已历十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中新社进一步创新与海外华媒交流与合作机制，广泛联系全球华文媒体，致力于建设世界华文传媒资讯中心起到重要作用。也获得世界范围内华文媒体同行广泛和高度的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并被列入国家级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人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论坛从播种、发芽、浇水、施肥、培土、开花、结果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录“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长长久久”“六六顺” 2000年秋季，加拿大的一位华文媒体朋友邀请我和同事参加10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第二届年会。 这个由在加拿大攻读新闻学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筹备张罗的“协会”是由美加地区的几十家华文媒体组成的一个松散性协会，有美加地区的30多位华媒人和几位华文作家一起聚会交流，年会正式会议仅半天时间。 是次会议结束前当大家谈论下届年会在何地举行的话题时，我贸然建议并希望下届会议是否可以考虑在中国召开。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向当时主持中新社日常工作的郭招金总编辑汇报。经过中新社社委会研究，我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主办一次华文媒体的国际会议。 中新社社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形成共识：若要办会就办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并颇具规格和档次的国际会议；社委会决定由我具体负责筹划此事，社里举全社之力支持。 经过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我社决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 2001年9月16—18日在南京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会期“9·16—9·18”也是一组非常吉利的数字，寓意“长长久久”“六六顺”“八八发”。 “9·16”遭遇“9·11” 2001年9月10日，我和总社一行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南京，驻进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作会议筹备接待工作的“最后冲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盼着论坛举办的日子快点到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9月11日深夜11点多，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躺上床。突然接到郭招金总编辑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夏啊，出大事了！” 我一阵惊讶：“什么事呀？”郭招金总编辑说：“美国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你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会还能不能开？要不要临时取消，延期……” 这晴天霹雳无疑如一记闷棍重重地打在我头上，当时头“嗡”的一下被炸蒙，几乎失去知觉，全身瘫软，气力全无，一想到经过近一年辛苦筹备的会有可能会流产，便如万箭穿心。 20多年前，网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晚我随即打开房间电视，看到凤凰卫视滚动播报美国世贸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画面时，心情沉重。 深夜12点多，我又拿起电话对郭招金总编辑说，海外代表的机票都已订好，还有部分代表已提前到达中国，准备15号就到南京报到；南京方面的会务准备也进入倒计时阶段……郭招金总编辑劝我早点休息：“晚上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再作决定。” 那一夜我思绪万千，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的想法再次告诉了郭招金总编辑，强烈而又坚定地表示，“9·11”事件对大会的如期召开虽然有较大影响，但影响也是有限和可控的，建议会议照常开，能来多少代表是多少，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12日上午社里经过反复研究、评估，最终决定会议还是如期举行，顿时我凝重的心情轻松了好多。  ▲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2001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由于首届华文传媒论坛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受邀的海外代表非常珍视参加论坛的机会。遗憾的是受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许多航班停飞或缓飞，美国约有二十多名代表受此影响未能参会。 但大多数代表并未受此影响，一些代表在“9·11”之前就离开美国回大陆探亲访友，更有一些代表历经艰辛，经过多次转机才来到中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20多年了，但至今我还仍然记得有几位美洲地区的华媒代表为参加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不辞辛劳，跨越千山万水、奔波五洲四海，绕了大半个地球，怀着执着、虔诚之心来参加论坛的感人情景…… 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版)时任总编辑陈裕如先生在“9·11”后的旧金山时间9月16日，搭乘旧金山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于北京时间9月17日赶到台北，在台北又遇台风滞留一天，18日才转乘飞机于当日下午15点赶到南京。 为满足陈裕如先生与论坛“见上一面”的心情，我们工作人员派车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将他接到大会会场，而此时论坛已进行到闭幕式环节。 当长途跋涉坐了20多个小时飞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一脸疲惫而又面带微笑的陈裕如先生出现在论坛闭幕式会场时，全体代表顿时起立，为他鼓掌致敬并流下感动的眼泪。 另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是：因受“9·11”美国部分航班停飞、延飞的影响，巴拿马《侨声日报》社时任社长古文源先生为了按时赶到南京参会，避道美国而绕道欧洲换了五趟飞机，用了四天的时间辗转经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南京参会。 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 2001年9月16-18日，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如期在南京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人与会。 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代表基本到齐，且与会者都是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辑。 在论坛开幕式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得热烈成功，海外参会代表非常兴奋。在论坛闭幕式上，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郑重宣布，两年后中新社将举办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中新社办这样一个论坛，邀集世界华文媒体，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彼此交流理念、分享快乐和辛劳。”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在世界华文传媒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精品和品牌工程。 为保持论坛的品牌形象，我社不断完善和改进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服务为上、创新引领的理念，使论坛朝着权威、高端、专业、精品方向发展，力争做到可被模仿，但无法超越的境地。 首届论坛在南京举办时，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名代表参会。 其后参加每届论坛的代表和国家地区的数目快速增加，到第九和第十届论坛时，已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媒体的460位代表参会，体现出论坛广泛的参与性、活跃度，以及规模大、参会范围广、人数多、传媒类别齐全的特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夏春平与老朋友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相会历届论坛设置的主题都聚焦中国发展，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总体大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面对新世纪的华文媒体”(2001) “沟通·合作·发展”(2003) “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文媒体”(2005) “华文媒体与和谐世界”(2007)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海外华文媒体”(2009) “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华文媒体”(2011) “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媒体的新使命”(2013) “海外华文媒体200年——薪火传承与时代担当”(2015) “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2017)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2019) 充分体现出论坛“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轨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仅仅是一个庄重严肃“高大上”的会议，也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情感的家园。 在论坛的长期打造过程中，我社时时牢记在将论坛打造成一个知名的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用心赋予它更多人文情怀元素，让论坛成为海外华媒人的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希望华文媒体在世界舆论场的百花园中鲜艳怒放，永不凋谢。 长期以来，遍布五大洲的华文媒体同仁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华文媒体这块土地上，上下求索，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贡献良多，居功甚伟。 为铭记那些长期在海外为华文媒体的耕耘而默默奉献的老一辈华媒人，我们在几届论坛上设计了“嘉奖”致敬环节。 在第六届论坛上，大会首次设立“资深华媒人荣誉奖”，并专门举办颁奖晚会。 会上我社向长期从事华文媒体事业，从业超过 40年的 9 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奖状，对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倾情奉献华媒事业表示致敬，并希望借此激励华文媒体新生力量秉承传统，继往开来，推动海外华文媒体事业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在颁奖晚会上首获殊荣的华文媒体代表分别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深切共鸣。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说：“今天的获奖使我对媒体工作更有责任感，也让我更热爱这份工作。我愿以‘一日媒体人，一世媒体人’的意志，继续在泰国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为民族融合作贡献。”  ▲“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有这样一群人：从 2001 年到 2019 年无论他们有多忙，无论他们此前身处何方，总不负这场“回家”的约定。 在2019 年举办的第十届传媒论坛闭幕仪式上，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特别环节，为近20年来连续10届参加论坛的12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老十届”特别致敬奖。 “老十届”特别致敬奖在华媒代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中新社同论坛及海外华媒之间的黏性。 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杨文凯表示：“作为华媒的一员，我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历届论坛，我有幸参加了十届论坛，能成为华文传媒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有荣焉。” 已八十多岁的美国《华府新闻报》主编徐崇民先生用“十全十美”来总结自己参与历届论坛的感受：“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届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均契合中国当下的发展和全体华文媒体的发展趋势，为海外华文媒体打开了一扇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观察之门。”  ▲夏春平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工作照作者：夏春平(中新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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