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都是4000元,飞三亚还是飞普吉岛******
距离春节假期还有不到一周时间,国内游和出境游的热度持续升温。其中,三亚和泰国这两大旅游热门地的性价比和出行便利性被网友们拿来比较。
跨境游,泰国成断层第一
1月15日,红星资本局发现,多个在线旅游平台已上架泰国旅游相关产品。在去哪儿平台上,泰国6日自由行往返机票在4000元左右。其中,最低的是上海到清迈3818元起,最高的是南京到普吉岛4129元起。
飞泰国往返机票约4000元,与成渝、东北等地到海南的往返机票均价相差无几。选择到泰国出境游还是在三亚国内游,引起众多网友热议。
携程数据显示,2022年12月27日至2023年1月11日,在平台预订春节假期跨境旅行的订单中,泰国已成为断层第一(断层第一指第一名与第二名差距很大,形成断层)。尤其在亚洲国家中,泰国订单量超越日韩逾2-3倍。同期,泰国赴中国的旅行预订量同比增长101%。
中国游客是疫情前泰国旅游市场最大的客源群体,泰国对中国旅客期待已久。泰国国家旅游局此前预估,2023年泰国接待国际游客的目标数量为2000万。而自中国宣布放开入境政策之后,泰国方面迅速将该目标上调至2500万。
会否冲击三亚旅游市场?
从出行便利度来看,红星资本局在旅游平台上搜索机票时发现,目前,国内飞泰国的直飞航线较少。以成都飞曼谷、清迈为例,目前暂未开放直飞航班,均要中转。
“从目前看来,去海南的航班数量比泰国多,以成都飞三亚的航班为例,一天就有15班次。差不多等于飞泰国的航班一周的数量。”飞猪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资本局。
泰国民航局此前透露,已有多家航空公司的中泰航班获准在第一季度内从原来每周的15班次增加至每日20班次。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月11日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将增加往返泰国等国直航航班,为中国游客前往旅游提供更多便利。
对于出境游回温是否会挤占三亚旅游市场一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钟栎娜接受红星资本局采访时认为,“出境游的回温,对三亚旅游市场的影响不大。”
钟栎娜补充说明,每逢冬季,到南方避寒的旅客基数大。无论是三亚还是整个海南岛,都难以完全吸纳所有旅客,肯定会有外溢现象出现;其次,出国旅游和国内旅游所对应的人群不同。到三亚旅游相对便利,且以旅居人群较多,“两者并不冲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卢月佳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